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历史性实践的必然产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可以用“小康中国”来命名。它既意味着某种到达，即特定历史性任务的完成与实现；又意味着某种开启，即向着一个新目标的筹划与出发。

　　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标志着“小康中国”的实际到来，而这一到来乃是真正历史性的。如果说小康社会的建设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历史性实践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居于本质性和必然性地位的规定就是：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上述两个规定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首先是现代化这一规定，它本质重要地出现在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中，并且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持久基础。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现代化同样构成其历史性的命运。虽说中国自身的历史十分悠久，文化独特且人口众多，但它同样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性之中，以至于现代化不能不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进程之本质的和必然的规定。现代化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本质规定，不仅是因为它构成这一历史进程中可以明显识别的主旋律，而且尤其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在现代世界中的生存，必然要以现代化的某种实行作为基本前提。

　　然而，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进程构成本质规定的，不仅有“现代化”，而且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规定较为晚出，但它同样是关乎本质的规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定。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性实践在展开其现代化进程的同时，揭示出这一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开始建立起本质的关联。这种本质关联的核心在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经由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之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

　　对于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近百年的历史性实践来说，它的本质的、必然的规定是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规定不仅出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而且在总体上支配着由这一社会革命奠基的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进程。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百年来“中国道路”的最关本质的规定，是任何一种对中国道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言说都不可能丢弃或越过的规定。进而言之，这两个规定同样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领域，这个基础领域是指现代化任务的继续执行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持续开展。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开启，而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正是在这一道路的开启中被提出来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性目标具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名称——“小康”。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并且很快就被进一步明确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很显然，小康状态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以中国特点和现有前提为出发点的，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相适应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首先依循这个目标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积极跨越，那么，21世纪的头20年，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就是从较低水平的、尚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决定性地抵达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就像2020年被标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刻一样，这一社会的全面建成将意味着“小康中国”的历史性实现。正是通过其整个展开与实现过程，我们得以真正历史地理解并把握小康中国的本质来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产物，并且因此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而在这一进程中构成基本实践的正是小康目标的提出、展开、深化和全面实现。正像2020年将以“小康中国”作为里程碑而载入史册一样，这个里程碑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性成就来铸造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某种完成，意味着小康中国的历史性到达。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当今时代给出了一个根本的历史性判据：“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由此可以形成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第二，已然建成的小康中国，正处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地将新的历史方位揭示为一个三重的意义领域，它是由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以及对于人类整体进步的意义来构成的。新的历史方位首先是通过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的历史性意义而得到描述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叙事可以追溯到1840年以来我们民族的整个历史境遇和历史事变，包括它的艰难困苦和顽强奋斗，并最终汇聚于通过全部现代化努力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行程。这一行程通过其各阶段的发展，特别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推进，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实践，使其当代意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之中，并成为这一历史方位的基本主线之一。

　　然而，新的历史方位不只是由这一意义线索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是一个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叙事，尤其是一个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特定联系的历史性叙事。新的历史方位还有第三条意义线索，它是和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本质相关的。这一线索的历史性呈现，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个方面（特别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发展，拓展了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提供了不同国家和民族谋求发展的全新选择，从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一个关于世界历史,关于人类整体发展的历史性叙事。

　　综合起来说，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是通过上述三条意义主线来构成的。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特定的转折点上，它才能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飞跃，才能对世界社会主义作出意义深远的建设性贡献，才能对世界历史的总体进步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个特定的转折点就是新的历史方位。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如果说，这样的历史方位是经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进程而形成的，是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实践而抵达的，那么，就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今意义要通过这个历史方位来得到深入理解一样，那已经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即小康中国——的当今意义，同样要通过这个历史方位来得到完整地把握。

　　小康中国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这个历史方位不仅表明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开始显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对于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所具有的意义。虽说后一种意义还只是初露端倪，但就其性质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它意味着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所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它的进程中抵达了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成就开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我们大体上是在黑格尔所规定的含义上来使用“世界历史意义”这个术语的。它表示：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由于这种任务在世界历史中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因而便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在特定的阶段上展现出这样一种意义，最关本质地，是由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固然是在较高的阶段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小康中国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上——才积极地显现出来，但它作为本质的东西却植根于中国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进程中。

　　如果说，小康中国就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那么，从小康中国出发的历史性筹划，就必定在一个方面表现为现代化的继续推进，在另一个方面则越来越多地指向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这两方面是同一个进程：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不是出现在现代化夭折或其意义被抹杀的地方，恰恰相反，它是在现代文明的成果能够被积极地占有、并且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会真正出现的。小康中国所面临的具体目标是，经过30年左右的努力，在21世纪中叶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它是高度现代化的，它又是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取向的，而这两者的统一就意味着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因此，从历史性的根据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能在特定的阶段上开启这种可能性，是因为这一现代化事业历史地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定向，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本身就表明这一现代化任务的实现是由新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为其制定方向的，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来为其开辟道路的。从根本上来说，小康中国的历史性前景是由这样的基本前提所预设的。

　　如果说，从小康中国通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本质地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表现为这一道路的更高阶程，那么，小康中国向着未来出发的历史性进程，就将在更深入地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更多地展现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并且更经常地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对于已经完成的历史性任务来说，通达未来的可能性不仅是更高的目标，而且是对当今的筹划和行动能够行使规定的东西。正如黑格尔所说，历史性的本质趋势比既成的事实具有更高的现实性。因此，把握这种历史性的趋势，把握在这种趋势中已然呈现的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对于理解从小康中国的重新出发来说，具有非常根本的意义。事实上，正是这种作为历史性趋势的现实的可能性，应当成为统摄理解的总体。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总体，才能理解变化着的和生成着的各个部分；也才能对小康中国未来前景中的两个关键因素——现代化和传统文化——做出决定性的意义估量，并使之卓有成效地综合进我们的历史性筹划中。

　　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必定是全面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之上的，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定阶段上得到开启的,并且是以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为根本前提的。也正是在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被积极地开启出来的地方，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性重建才获得更为广阔的意义空间。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大规模地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还必须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最关本质地重建它自己的伟大传统；没有这样的创造性重建，是谈不上真正的民族复兴的。事实上，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都贯穿着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而这种锻炼只有在特定的转折点上才能赢得它的“自我主张”，即文化上坚定的自主性和自立性。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当小康中国站到新的历史方位时，文化上自我主张的转折点便开始同我们真正照面。在这样的转折点上，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不仅把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理解为自身的基础，而且将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建自觉地把握为本己的任务。这个任务意味着：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中国的文化传统将在继续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复活与重建，从而迎来这一文化传统的再度青春化。

　　小康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性成果，更加广泛地说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前进步伐；这个成果或步伐的决定性意义，不仅在于它无可置疑地构成未来事业得以出发的强大基石，而且在于它实际地引达并且明确地站上了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对中华民族具有深远意义的同时，开始对世界社会主义、对人类整体的发展显示出积极意义。因此，在这里得以展现的乃是一种“世界历史意义”。而这种意义的取得，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进程在推进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小康中国向着未来的筹划和出发，既然本质地属于这一历史性进程，那么它就将使现代化任务的继续执行更为切近地关联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并依循这种关联而使可能性不断地转变为现实性。世界历史意义的呈现，意味着能够真正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这样的使命，不是可以偶然获取也不是可以任意规避的，它是由世界历史的现实进程所指派的；这样的任务，也绝不可能通过虚夸或自负来轻易完成，毋宁说，它是一个须由巨大努力才能担起的重任，是一个须经无数崎岖和艰难才能通过的考验。小康中国的再出发，就面临着这样的重任和考验，并且唯有通过这样的重任和考验，才开展出它的伟大前景和成功未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韩卓吾/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