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由一批锐意创新、与时俱进的中青年学者型批评家发起了一场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是继兴起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之后，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具有国际性影响的事件。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后现代主义文学伴随着现代主义文学被介绍到了中国，但在一开始并未吸引当时的主流理论批评家和学者的研究兴趣，不少人还在热衷于关于西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因此，正如对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理论批评情有独钟并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荷兰理论家佛克马（Douwe Fokkema）所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得到赞同性的接受。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一断言确实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几年后中国先锋小说家和批评家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着迷般的兴趣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作为一位承认现实的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开始认识到后现代主义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的语境，它已经开始迅速地向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扩展和辐射，并在一些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产生批评性的反响。

　　但是，笔者依然试图从东西方文化与理论对话的角度指出，后现代主义本身确实产生于西方社会，它一般说来不太可能产生于经济不发达、仍处于“前现代”阶段或现代化进程中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但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日益频繁的中外文化学术交流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将我们所生活的地球连为一体，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既是发展中的大国，同时又有着诸多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因子，后现代文化一经传入就很容易驻足，甚至有可能取得长足的发展。例如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国际大都市里，我们可以很容易见到一些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建筑物和一般只能出现在西方的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

　　作为当代一种最强有力的、最有发散渗透性的社会和文化艺术思潮，后现代主义很容易引起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兴趣，甚至在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某种共鸣，同时也会对先锋派作家产生某种鼓舞和激励，因此，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很快被接受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文化渗透在当今时代早已不只是通过一条渠道，而是呈发散辐射型的，它很容易在某个薄弱的环节予以突破进而渗透，如果碰上接受者的主动接受，便会与之发生交互作用，在这种作用的过程中，二者本来的一些成分失去了，结果便产生了某些新的变体。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及其所受到的批评性回应正是中西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的一个直接结果，它既有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成分，同时又有不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土生土长的成分，更带有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创造性转化和理论发挥的成分。

　　陈晓明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和研究特色及其所取得的成果绝不止于仅仅向中国作家批评家介绍这一源于西方的文学思潮，而更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中所蕴含的后现代因子和可供批评家从后现代理论视角予以阐释的后现代特征。张颐武也不是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但这并不妨碍他通过阅读原著及译著再加之他本人的创造性解读和转化，最终创造出一种中国当代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变体——后新时期的第三世界批评。这种批评观念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式的虚无缥缈，反倒是更带有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实践的支撑，因而这样的批评性建构便能通过翻译的中介走向世界进而得到国际学术同行的认可。对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译介，王岳川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他认为，后现代批评的意义在于“对僵化话语的消解，开拓出一片思想的自由境界，从而促进了文化批评的转型”。按照他的看法，这种转型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写作观的转型，第二是语言观的转型，第三是阐释观的转型，第四则是批评观的转型，第五便是价值观的转型。在中国当代批评家中，陶东风对西方的理论也异常敏感并有着较为独到的见解，这尤其体现在他在中国的语境下较早地打出“文化研究”的旗号，并努力将其体制化。陶东风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从文化研究的大众文化取向入手，分析了中国当代的各种文化现象。王一川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趣和批评主要体现在对所谓“中华性”的强调和对张艺谋电影的“他者性”的批评和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上述这批有着先锋思想的批评家步入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前沿，并以其独特的批评话语和批评锋芒获得国际学界的青睐。

　　如果说，在翻译和引进后现代主义文学及理论思潮方面，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界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奠基性作用的话，那么，这一来自西方的文化艺术思潮一旦进入了中国，就在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批评界产生了极大地反响，并吸引了众多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的讨论。此外，经过一些主流学术期刊的努力和西方理论家的直接推进，以及国内的外国文学批评界的大力译介和评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前沿理论话题进入了中国，并且迅速地对中国当代文学和理论批评产生了影响。但是，任何西方文学理论思潮一旦进入中国就必然首先得到中国作家和学者的筛选和接受，并且加以创造性的建构，最终形成一种中国的变体。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两次高涨就经过了这样一个路径，后现代主义自然也不例外。经过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很快便对后现代主义这一舶来品予以有选择的批评性接受，并结合中国的实践产生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变体。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中的第一个变体就是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和实验派诗歌，分别介入这两场文学运动的作家包括刘索拉、徐星、王朔、孙甘露、余华、格非、叶兆言、洪峰、马原、莫言、残雪和吕新等小说家，以及岛子、周伦佑和另外一些非非主义诗人，他们均以一种先锋实验意识强有力地挑战了先前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经典，为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新风。

　　但随后不久，先锋小说的激进实验便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挑战和反拨，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第二个变体“新写实派小说”的崛起，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来，这一流派比较松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倾向，对先前的先锋派小说家的激进实验是一种反拨。新写实派小说的出现表面上看来标志着对传统的回归，但却表现出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戏仿以及对现代主义的超越。新写实派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尽管有批评家认为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流派，这一创作群体包括作家池莉、方方、刘震云、苏童以及叶兆言等。

　　后现代主义的第三个变体十分独特，即在当代文坛和批评界既饱受争议同时又受到追捧的“王朔现象”，这一现象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化生活中的商业化潮流，从另一个视角与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相通，因而受到严肃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但“王朔现象”却在普通读者大众中颇受欢迎，这一变体的特征在于拼贴各种不同的碎片式事件，描写那些痞子和反英雄人物，并对一些崇高的和高雅的东西予以肆意嘲弄，从而使得文学走下高雅的殿堂。

　　后现代主义的第四个变体也十分独特，其特征具体体现于对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采取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处理，也即重新以一种戏仿的方式讲述这些历史人物的野史和稗史，从而在文学创作和大众传媒中创造出一些通俗的戏仿式的历史叙事。例如，同时出现在小说中的女皇武则天和影视作品中的武媚娘的故事就使得这一颇受争议的古代女皇变得几乎家喻户晓。

　　后现代主义的第五个变体与前四种变体迥然不同，具体体现于它与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辩论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引入中国，中国的批评家越来越受到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影响，尤其是福柯的权力、知识和话语理论，贯穿于这一理论的轴心就是权力产生知识，而知识的表达中介则是话语。此外，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也对一大批学院派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产生了启迪和影响。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第六种变体实际上与80年代后期兴起于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密切相关，这两股思潮交织形成一种中国的后殖民后现代主义。我们都知道，后殖民主义，尤其是与第三世界文化和批评相关的后殖民理论实际上是译介到中国来的另一种西方文化思潮，它对长期占据西方主流的殖民主义思维方式和话语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在中国的语境下却被一些海外批评家，尤其是曾长期在英国工作的赵毅衡认为是新保守主义的合谋者，当然，这一变体相当复杂，并有着很大的争议，因而在海外的中文刊物，例如《21世纪》上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上述这些文学和理论批评现象显然已经成为历史，它们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何启示呢？笔者想指出的是，上述简略的历史回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即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泛文化和文学艺术思潮及批评理论，确实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方位地进入了中国，并引起了中国人文学者的广泛兴趣，一时间，人人“争后恐先”，文学批评文章中言必称后现代，仿佛后现代主义文学果真比现代主义文学更好，至少更为先锋。而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人则用尽批判和咒骂之词抨击后现代主义，仿佛后现代主义的到来果真会动摇我们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美学原则。几十年过去了，后现代主义大潮早已过去，但是后现代的多元精神和消解中心、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的抗拒已经渗入了当代人的意识和无意识之中，成为他们行动的准则，而它虚无主义和怀疑一切的负面因素也逐渐被人们所抛弃。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潮流也和它的前辈现代主义以及更早一些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道载入了世界文学艺术的史册，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后现代主义文学也和它的前辈现代主义文学一样，进入了中国的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的研究视野，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此外，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面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和后现代理论的冲击，并没有被动地接受，而是采取了一种主动的对话和讨论的姿态，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性的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中，从而使得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首次走出国门，与国际主流学界进行直接的讨论和对话。这应该是关于后现代主义讨论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